本文讲述一位德国籍天主教神父弗里德里希·休特曼（1888－1945年）的事迹，他曾是赴中国山东传教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于1945年殉难。
作者：约翰内斯·弗莱克纳（Johannes Fleckner），赫尔穆特·莫尔（Helmut Moll）
预备当传教士的素质
弗里德里希·休特曼（Friedrich Huttermann）出生于1888年3月30日，父亲是奥伯豪森（莱茵河流域）附近斯特克拉德（Sterkrade）的喜望钢铁公司（Gute-Hoffnungs- Hutte）的一名车床技工。早在儿时当辅祭的时候，休特曼就表达了长大想当神父的意愿。1902年，他来到荷兰斯泰尔的圣言会（修会）的座堂。1907年，他通过「Hausabitur」考试（宗教机构的普通考试），搬到了维也纳附近默德灵的圣加布里埃尔修道院（St. Gabriel novitiate），并从1910年9月12日开始在那里接受培训。修生见习期结束后，他继续留在圣加布里埃尔修道院学习哲学和神学。1913年9月28日，他接受祝圣成为一名神父。经过仅仅一年的考察，他决定远赴中国传教。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休特曼无法前往亚洲。1915年，他接受护理培训，先是在步兵团军用医院当神父，后来成了一名战地神父。他身材高挑，愿意随时待命。他因战争时期的成就荣获铁十字勋章。1919年，他通过了德国Abitur考试。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成为斯泰尔的卡尔·弗里德里希神父（Father Karl Friedrich）以及莱茵河流域圣奥古斯丁的阿洛伊斯·考夫霍尔德神父（Father Alois Kaufhold）两位见习导师的助手。1921年至1925年，他在波恩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y）学习天主教神学，但这并非出于他本意。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论文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altlateinischen Evangeliumsubersetzung (der br-Text des Jo.)（《旧拉丁福音翻译史研究（约翰的文本）》）。论文条理清晰的研究手法、明确的目的以及精确的描述使他获得「优等生」这一最高学术评价。1925年7月8日，他正式开始传教生涯。
来华头几年
尽管休特曼接受过特别的神学培训，但他强烈要求派遣他传教的负责人按照他的心愿将他派往中国，最后他如愿以偿。1925年11月21日，他乘坐「萨尔布吕肯」号船（Saarbrucken）到了青岛。他与另外五名新传教士一起等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启程前往下一站。1926年1月中旬，他们一行人到了圣言会的中心山东兖州府。
来自斯泰尔修会的传教士韩宁镐主教（Augustinus Henninghaus，1862－1939年）从1904年便开始在兖州府神学院任代牧一职，他向新到人员简单介绍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后，就让休特曼在神学院担任讲师，讲授教理和圣经知识，因为他接受过神学培训，是新来的传教士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当时兖州府神学院一共有24名学生主修神学，其中有4名是刚加入圣言会的中国籍弟兄。那些年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休特曼教导他学生而留下的经典书作。安提阿（Antioch）的圣伊格内修斯（St. Ignatius，† 107）所写的书信，圣费利西塔斯（St. Felicitas，† 202）和佩尔佩图亚（St. Perpetua， † 203）二人的殉难经历，斯基利坦集体殉道者（Scillitan martyrs，† 180）条约，以及圣马修斯（St. Malchus，† 260）的平生事迹，休特曼均已将它们翻译成中文并进行详尽解说，以飨中文读者。
毫无疑问，若没有其他事发生，凭休特曼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本可以熟练地掌握汉语，甚至可以驾驭高级写作词汇，但因为他被要求在这所规模不大的神学院开设天主教课程和拉丁语课程，他的精力被分散了。休特曼还帮苗德修神父（Father Theo Mittler）出版新版的汉语语法书，并为汉字的读音都配上适当的「音调」。最后，休特曼为《十字苦路》（the Way of the Cross）中（主耶稣走过的）的14处苦路的每一处都写了12条反思笔记，由兖州府神学院出版社出版，当作讲义。
被选为主教
为了在更大的传教团中加深自己对传教工作的见解，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神学课学生所处的环境，休特曼于1928至1929年到了浙江，在何方济神父（Father Franz Hoowaarts）的教区当学校神父，不再开设讲座。他勇敢、甘愿牺牲的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赢得了所有传教士的好感和支持。当舒德禄神父（Father Theodor Schu，1892－1965年）于1936年被任命为兖州府教区主教时，传教士们推举休特曼当他们教区的下一任主教领导他们。
他们这个教区以圣言堂总部所在地的名字命名，直接叫戴家庄教区，传教范围包括兖州府、曹州府和阳谷等教区。此外，京师大学（现北京大学）和上海监牧区的神父和弟兄要接受圣言会戴家庄教区管理人员的特别巡视。在这么辽阔的一片地区内，要了解每一个传教士的个人特点和传教任务，达到尽所能帮助他们，这需要休特曼周全的考虑，极大的耐心、爱心和决心，尽管传福音工作完全由各地的主教负责。
战争与革命
休特曼在其任期内的工作相当艰难。当选主教刚半年，日本军队大举入侵中国并深入到山东南境。当地人民深受恐怖活动、地痞团伙、社会动荡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失去了安全感。很快，有人说中共红军已开始利用群山峻岭之势，要建立一个国中之国。
休特曼每年都去探望他辖区内的每一个传教士。在兖州府、曹州府和阳谷的传福音中心地区，大约有43处传教点，174个传教士。他总骑着一辆自行车出门，风雨不改。通常是一个叫马拉基亚（Malachias）的弟兄或一个中国籍助理陪着他。休特曼从未单独一个人骑自行车出过门，尽管他不怕遇到危险。同时，他还要常常忍受令人尴尬的盘问、搜身和骚扰。有一次他被说成是间谍，与马拉基亚弟兄一起被关了起来。他偶尔有一闪而过的念头：「我要死得像烈士一样。」
休特曼非常重视组织共同灵修、牧灵会议和辩论会。他鼓励传教士各抒己见，有问题及时提出来公开讨论，一旦发现有人发表没有原则的意见和做出违反原则的行为，他随时随地都会制止。有时休特曼说话不大体谅人，甚至有点伤人，他渐渐变得不受某些人的欢迎。
然而，休特曼是值得尊重的，为了维护传教团和传教士的利益，他提倡坚守天主教原则。中国籍传教士修生见习的地点，以及自1938年后主教所领导的神学院，均设在戴家庄。这一处宗教旧址是所有新加入圣言会中国传教团的传教士的第一个传教点。1940年秋末，（该神学院）最后一届的21名学员插班到上一届的32名传教士新成员中。戴家庄教区共有65位神父、16个弟兄和28名修生。虽然这么多老老少少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有等级区别，休特曼十分坚持这一点，有时还挺严厉。
殉难的年代
哪怕是牺牲，这份痛苦也要忍受。1938年5月17日，年轻的阿方斯·加特纳神父（Father Alfons Gartner，1908－1938年）被枪杀，后被安葬。1941年4月23日，中共游击队怀疑约瑟夫·拜尔乐神父（Father Joseph Bayerle，1899－1941年）是间谍，就把他杀了。1940年夏天，中共游击队绑架了传教士保罗·海尔神父（Paul Heyer）和威廉·塞蒙神父（Father Wilhelm Sermon），关了几个星期才放他们，海因里希·沃纳（Heinrich Werner ）遭遇了同样的厄运。1943年3月，日本人将荷兰籍神父约翰·范·斯奇（Father Johann van Schie）关进山东潍县集中营。虽然中国变得越来越动乱，前方的道路越来越危险，但休特曼没有垂头丧气，也不打算退缩，他发布公报亮出难处，并鼓舞士气。
1945年5月，德国军队在二战中溃败，中共游击队试图恐吓勒索德国传教士和天主教领袖，据说要没收他们的「兵库」。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两三天后，从邻近的贸易城市济宁来了一支日军小分队，直闯圣言会戴家庄总部，花了几个小时逐一盘点所有财物、楼房、学校和馬廄。这一消息很快人尽皆知，中共游击队决定先下手为强，不让日本人得手。
1945年5月16日深夜，中共游击队开枪扫射闯入戴家庄教区，他们还闯入附近的女传教士学校。就在突如其来的掠夺激烈进行的时候，教堂前院子里的大钟突然响起，还有牛被夺走时发出粗厉的「哞哞」声，是休特曼敲响了警钟。然后是一阵嘈杂的叫喊，还有激烈的对话。两声枪响后，休特曼倒地身亡。史书记载，「当我们为他的死祷告时，塔钟子夜的钟声敲响了。」据救赎派的天主教神父优西比乌·阿尔纳兹（Father Eusebius Arnaiz）和意大利赴华传教士吉安卡洛·波利蒂（Giancarlo Politi）称，休特曼是1945年5月17日遇害的，这一说法在《传教书目》（Bibliotheca Missionum）中得到证实。
有关参考书目，请参阅本文的德语版本。
来源：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