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宗教信仰自由本是公民该享有的合法权益，也是人的基本人权，然而在中国，自中共1949年执政以来，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天主教就遭到中共政府的全面镇压与迫害。中共为控制基督教、天主教家庭教会，强迫其加入官方管控的“三自教会”，并把所有不为中共控制的非官方宗教团体都定性为邪教，把《圣经》定为邪教书籍，许多家庭教会被强行取缔，不计其数的基督徒遭到中共的抓捕监禁、酷刑折磨、判刑劳改，至少上万名基督徒被迫害致死。以下是现流亡法国的中国基督徒王冬冬向本协会的投稿，讲诉了他因信神被中共迫害得家破人亡的真实故事——
我叫王冬冬，我家一共4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1997年，因母亲信主后病得医治，从此我们全家都信了主耶稣。信主后，主耶稣就成了我们的依靠，家里不管临到大事小事，我们都祷告主、按照主的教导实行，我们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一家人其乐融融。但中国是无神论政党掌权的国家，一直以来都逼迫宗教信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一家人在村里遭到了所有人的歧视和排挤，村干部也常来我家恐吓我们，让我们放弃信仰。
年幼时的心灵伤害
2001年，我们全家都接受了主耶稣再来的福音——全能神的末世作工。就在我们为迎接到主的再来而欢喜快乐时，2002年春的一天，我父母在家里给人传福音时被人举报，月山镇派出所的约8个警察开着两辆面包车到了我家，他们以“非法传教”为罪名抓走了我爸爸和三个弟兄姊妹，还抄了我的家，搜走了所有信神书籍，爸爸被非法扣押一天后放了回来。从那以后，警察隔三差五就上我家搜查，威胁恐吓我们，并要把我爸抓去劳教，爸爸为躲避抓捕被迫逃离家乡，躲起来了。从那天开始，我就失去了幸福的家，母亲被迫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在学校里，同学都因我家信神而弃绝、讥笑、毁谤我，只有哥哥和我一起玩，我内心孤独无助；中共警察的第一次抄家，对我心灵造成的伤害，我永远忘不了。就是到了今天，我看到警察都特别地害怕，一紧张就会心慌，全身会控制不住地发抖。
2003年，我12岁，一次传福音时被警察抓捕了，逃脱后我被迫辍学。我只上了4年学，所以我至今只会写一些简单的字。后来全国爆发了SARS，所有外地人必须回到当地，警察也不敢到处乱跑抓人了，我爸才回到家。虽然村干部还是常常上门警告不许我们信神，但我们仍然小心谨慎地坚持自己的信仰……
家庭大变故
2011年11月，中共在河南省展开了“雷霆行动”。他们在各地疯狂抓捕、迫害基督徒，我们当地陆续有29个带领被抓，很多人的家被抄。因被抓的人里面有直接负责我父母本分的上层带领，为了安全，父母不得不离开家躲避抓捕。一开始我以为中共的“雷霆行动”过去了，父母也就回来了，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我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不久后的一天，我还在外尽本分，有人来告诉我，说我家的院子里停了几辆轿车，我有种很不详的预感。因我实在担心家里，就在傍晚冒险回了家。那天一进村子，我就感到气氛很不正常，以往热闹的村庄今天格外安静，当时我压抑地喘不过气来。一进家门，我就愣住了，家里被翻得一片狼藉，找不到落脚的地方，门窗全开着，灶上的火还在烧着，一盒子的鸡蛋被吃光了，鸡蛋壳扔了一地，家里就像被土匪洗劫了一样。 当时我来不及想更多，赶紧骑着摩托车通知那些认识我家的弟兄姊妹，害怕通知晚了，弟兄姊妹也会受牵连。
第二天，我赶紧到弟兄姊妹家打听情况，原来是上层带领被抓后经不住警察的酷刑，把我家保管教会钱财的事告诉了警察，警察来我家是为了抢夺教会的钱财，幸好我父母离家时已经把教会钱财转移走了。后来我了解到，那天我回家时，警察刚抓走了我的哥哥，并在我家等了一阵，试图把我和父母一家4口全部抓走。
母亲离世
警察为了掳夺教会钱财，继续搜捕我父母。后来，我躲到一个弟兄开的钢铁厂里，与弟兄姊妹隔绝了。为了掩护自己，我留了长发，并染成了黄色，把自己装扮成社会青年。我的心时刻为父母、哥哥担心，为那些被抓捕的弟兄姊妹担心。在煎熬中过了5个月，一天，我无意中在接待我的弟兄家看到了一封信，开头写着: “王冬冬的妈妈去世了，请不要告诉他……”当时我就懵了，脑子一片空白，这是真的吗？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从小到大没离开过的妈妈已经去世了？我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我心如刀绞，瘫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流，我真想冲出去再看妈妈一眼，但却不能，甚至我连大声呼喊“妈妈”的自由也没有，因为中共的眼线还在紧盯着我们，我这样做只能给爸爸和弟兄姊妹带来麻烦、危险。那天晚上我整晚没睡，我一遍遍地想起妈妈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想起妈妈的音容笑貌、妈妈对我和哥哥的爱护……可是现在我永远见不到妈妈了，是中共把我们迫害得骨肉分离、家破人亡！
短暂的重逢
因中共的追捕越来越升级，我不能在当地待了，就和几个弟兄姊妹准备到四川继续传福音，临走前我意外地见到了爸爸。那一刻，我惊呆了：怎么这么瘦？头发几乎全白了，苍老憔悴，眼睛肿得很大，脸看上去都变形了，我和爸爸抱头痛哭。爸爸告诉我，他和妈妈为了躲避追捕，几经辗转躲到了一个山洞里，因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成天担惊受怕，妈妈病倒了又不敢去就医。一天晚上8点左右，妈妈带着对孩子的牵挂离开了人世，爸爸说那晚他很想放声大哭，但却不敢。妈妈的离世成了我和爸爸心里永远的痛。原本我以为此后至少能和爸爸在一起，没曾想，我们到四川的第一天就被警察盘查，又被迫分开逃亡。
无辜遭受牢狱之苦
2013年初，警察在云南，贵州，四川实施大抓捕。3月28日，我们福音队的负责人被抓。29日早上9点多，我约了两个姊妹在广元的湿地公园见面，不到五分钟，突然二、三十个荷枪实弹的特警包围了我们，并拿枪指着我们。一个老姊妹想跑，几个警察冲上去一脚将她踹翻在地。两个警察二话不说扭住我的胳膊使劲往后一拉一提，我的胳膊像断了似的疼。他们将我们3人戴上手铐，分别押上警车带到了派出所。
警察先后把我带到广元市南河片区三个不同的派出所拍照备案，后来他们抢走了我的两部手机、手表和1500元人民币，一辆价值2000多元的电动车也被没收。搜完身，他们喝令我双手抱头，光脚蹲在冰冷的地上不准动，我稍微一动就被猛踹在地，蹲了2个小时后，他们又把我带到审讯室拷在老虎凳上整整6个小时，不让我吃喝拉撒。期间，所长进来一看到我就指着我说：“就是他！”通过警察的对话得知，还有90多个警察在外面蹲点，准备把弟兄姊妹一网打尽。
傍晚，苍溪县国保大队的警察将我押至苍溪县看守所，警察扒光我的衣服搜身，剪掉我衣服上的所有拉链和扣子，将我和杀人犯、强奸犯关在一起，十几个人挤在狭小恶臭的监室里，吃喝拉撒全在屋里。
第二天上午9点，警察把我拷在铁椅子上提审了3个小时，问我的个人信息和教会情况，我不能让弟兄姊妹落到他们手里，跟我一样受迫害，就说我是孤儿，什么也不知道。警察恶狠狠地威胁我：“你小子不老实交代，老子整死你!”我还是不说，他们就将燃烧的烟头弹到我脸上。之后的半个多月，我天天被提审恐吓，他们拿出很多弟兄姊妹的照片让我指认，其中有个受过酷刑的弟兄的照片，就是我们福音队的负责人，照片上的他脸部肿胀，胡子很长。之后，他们又说出我和弟兄姊妹打电话的内容。我这才知道他们已利用摄像头、电话监听、录音等对我进行了至少近半年的跟踪。
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所有犯人每天都要刷锡纸长达10个小时，这个锡是有毒的，人长时间呼吸到肺里就会得癌症，工作时间长了每个犯人身上都长了很多红疙瘩，痒的难以忍受，嘴里也全部溃烂了。犯人集体感冒了，管教不给我们药物，还说：“死不了，不用看病吃药！”还逼着我们继续干活。我听一个犯人说：“光我们一个监室，每年就能给他们创收100多万。”在监室里，我们吃的是发霉的陈米，白水煮烂菜叶，没有盐没有油，每餐都吃不饱。除此之外，每个监室里都安装了2个摄像头，24小时监视，犯人没有一点隐私。
我被关在看守所三个月零十一天，每天度日如年。
“回家”
被释放后，当初我身上带的钱警察一分都没有还给我，我身无分文，只能沿街乞讨去找弟兄姊妹。为了躲避中共的监视我深夜进了一个接待家，接待家的阿姨看见我凄惨的样子，哭着说：“孩子，你可回来了，你这几个月到哪去了，我们还以为你也被害死了。”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父母，感到了久违的家的温暖，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三天后，我去了另一个城市继续传福音。
走投无路 逃亡法国
2014年，我在拍摄组尽本分。5月28日，中共炮制了“山东招远杀人案”栽赃抹黑我们教会，随后中共在全国范围大规模调动武警与正规部队抓捕基督徒。6月份，负责我们拍摄组联络工作的姊妹被警察抓捕，紧接着周边六个小区带领也相继被抓，我们被迫多次搬家。后来，拍摄组的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我们被迫解散，分散躲藏。
2014年下半年，中共政府扬言把所有因信神被抓过的人再抓回去判刑坐监，很多弟兄姊妹又被抓捕了。我实在走投无路，在弟兄姊妹的帮助下，于2015年5月6日逃到了法国。临走前也没有见到我爸爸、哥哥，现在我虽然逃到了民主自由的法国，有了暂时的自由，但一想到年近花甲的父亲和哥哥还在过着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东躲西藏的日子，我就很为他们担心，也不知道以后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
事实上，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因坚持信仰而遭受着中共的残酷迫害，活在红色恐怖之下。但因中共的严密封锁，这些事实鲜为人知……
责任编辑：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