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宗教事务条例》于2018年生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新《宗教事务条例》于2018年生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新《宗教事务条例》于2018年生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新《宗教事务条例》最终签发于2017年8月26日,并于2018年2月1日起生效。有些人曾寄希望于新宗教法能够减少对宗教的控制。事实上,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新《宗教事务条例》是中国宗教的主要法律,由国家宗教事务局于2014年至2016年起草;2016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向国家批准的宗教领袖、中共法律和宗教专家以及各政府办公室分发了一份草案。收集了反馈后,国家宗教事务局将修订草案上报给国务院。2016年9月7日,国务院发布修订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一些基督教领导人发表了非常负面的评论,但这些评论多数都未被采纳。更糟糕的是,最终文本可以说比草案更具有限制性。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通过了修订案。

2017年8月26日,国务院总理签发国务院令公布条例,自2018年2月1日起生效。新条例的实施细则仍有待制定,中共中央已经宣布宗教管理应逐渐从国家宗教事务局移交统战部,但还尚未转交。

为什么中共决定颁布一部新的宗教法呢?基本上,这是习近平地位高升的结果。习近平于2012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13年开始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在《寒冬》之前的每周特写中,我们讨论了社会学家杨凤岗所说的中国的三种宗教市场,即:红色市场——政府控制的宗教,黑色市场——作为“邪教”(非正统教义)被禁止并受迫害的团体,以及灰色市场——处于两者之间的一切宗教或团体。文化大革命试图彻底消灭宗教,文革之后邓小平(1904-1997)决定把宗教保留下来,并首次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互适应”的口号,此时红色市场得以复兴。

习近平非常关心宗教问题,但他的做法与邓小平不同。他认为宗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宗教“中国化”,也就是宗教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再也不提“相互适应”,只有宗教要适应中共的统治。习近平意识到中国很大一部分宗教市场不会适应中共,他保障国家安全的方法就是对所有不会“融入”中共的所有宗教采取严厉镇压和迫害。

习近平对宗教的管理十分保密。据称,概述其新策略的关键文件是2016年的第16号文件,该文件与习近平在2016年4月举行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关。但是,习近平的此次讲话和第16号文件均被列为机密而保密起来。

另一方面,新的《宗教事务条例》显然贯彻了习近平的指示和第16号文件,其内容可以从法律本身推断出来。2016年之前,从某些基督教界人士传出消息称,新宗教法将会放松对灰色市场的压力,但这纯粹是假情报。事实上,杨凤岗还通过运用他的三个市场理论来分析新宗教法,并得出结论,习近平的目的是摧毁灰色市场,特别是灰色市场中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和官方红色市场国家协会之外的佛寺和道观(伊斯兰教的问题更复杂,应单独讨论)。

杨凤岗解释说,当他在2006年提出三个市场的理论时,他认为基督教家庭教会是黑色市场的一部分。毕竟,他们是非法的。然而,在2012年,杨凤岗修改了他的理论,将家庭教会纳入了灰色市场,因为他们没有像所谓“邪教”那样受到严厉的迫害,至少可以朝不保夕地存在。现在,根据新宗教法,杨认为,习近平主席正试图强迫家庭教会和未登记的佛寺和道观作出选择:要么他们加入红色市场(对于家庭教会意味着加入政府管控的三自教会),要么他们将被推入黑色市场,被视为邪教而受到迫害。杨认为,基督教家庭教会将会反抗,习近平的计划将会失败。但习近平对自己的计划毫不怀疑。

这是理解新宗教事务条例的关键。它的目的不是提供新的容忍空间,而是要消灭灰色市场中的基督教、佛教和道教,通过与梵蒂冈达成协议强迫地下天主教会(同样也是灰色市场的一部分)与红色市场的天主教爱国会合并,以及用不同的方式控制伊斯兰教。

新的《宗教事务条例》使得习近平的宗教策略得以实施。该条例可分为四部分:首先,部分条款未包括在2016年草案中但出现在2017年最终文本中,新《宗教事务条例》郑重宣布宗教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4条第2款),因此,不愿意传播社会主义和中共意识形态的宗教是没有存在空间的。其次,新条例提到了“宗教极端主义”,这个概念可能是从俄罗斯传入中国,但其定义非常宽泛,或者说模糊。“宣扬、支持和资助宗教极端主义”会受到严厉惩罚,会被视为“邪教名单之外的邪教宗教团体”对待(第4条第4款)。第三,对设立新的宗教场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规定。该条例中最危险的部分之一是,教堂、清真寺、佛寺或道观之外的场所,只有经过中共政府明确批准才可以作为“临时宗教场所”使用(第35条)。例如,北京一业主公司向属于灰色市场的大型家庭教会锡安教会出租了一个楼层,因新宗教法规规定,业主在2018年8月20日取消了租赁合同。合同对业主来说非常有利,但是现在,如果没有中共政府明确批准可将其用作“临时”活动场所,则禁止将教堂之外的场所租给宗教团体的。锡安教会案件中,租赁协议是与锡安教会成员合伙组建的一文化公司——北京见微堂文化有限公司签订的,但新宗教法同样禁止非宗教实体租赁场所用于宗教礼拜。第四,对于不属于官方红色市场的团体,严格禁止他们出于宗教目的出国或在中国经营宗教学校(第41条)。

新《宗教事务条例》中还有其他一些限制,但以上这些是约束力最强的,并表明了中共要逐步消除灰色市场的企图。但中共的企图不仅如此,即使是红色市场的宗教团体也感到他们的处境在恶化。他们受到控制以使他们有效地强化“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共的意识形态,并受到警告,必须严格执行现行法规,这也包括礼拜场所的特征和建筑风格在内,条例还严令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礼拜场所。杨凤岗认为,该规定也旨在审视红色市场宗教团体,检查哪些是真正“中国化”的和宣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特别是在三自教会群中,“将红色市场中的一些教会推向黑色市场”。

受到新《宗教事务条例》冲击的宗教在遵守和抵抗之间徘徊。对于这些宗教而言,遵守新条例意味着选择安乐死,而抵抗必招致残酷的迫害。无论如何,中国的宗教状况没有任何改善。随着新宗教法于2018年生效,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新闻来源:寒冬/马西莫·英特罗维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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