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三日,美国《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刊登作者韦斯利·史密斯(Wesley J. Smith)的文章说,不断有可靠的指控说,中共从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政治犯身上摘取器官,为富有的外国人移植器官,以结束他人的生命为代价用钱购买生命。这是一种邪恶的交易,国际社会应该拒绝中共的邪恶交易。
韦斯利·史密斯是美国发现学会的作家和高级研究员。
文章指出,现在,我们有更多证据表明,中共有能力按需获取器官。一名居住在日本的中国妇女乘飞机到中国进行心脏移植,在十天之内,中方就准备了四颗可以移植的匹配心脏。
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DAFOH)执行主任泰瑞(Torsten Trey)博士说:“问题在于,这四颗心脏来自哪里?”
泰瑞表示,根据美国政府二零一八年的最新数据,病人通常需等待6.9个月才能获得匹配的心脏。按照这个比例,为同一病患寻找到四个匹配的心脏——这意味着有四个人在重症监护病房或其它致命事故中死后捐献他们的器官——这大概需要等待二年的时间。
中国虽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死后完尸”的传统观念,仅有一小部分人同意死后捐出器官。所以自愿捐献器官仍处于起步阶段。专家质疑武汉协和医院如何能如此快速地获得与孙玲玲匹配的器官——这是指控中共可怕地强制(活体)摘取器官的核心问题:杀害良心犯,售卖他们的器官牟利。
一位专家认为,为患者找到四个匹配心脏的速度表明中国可以按需获得器官。
孙玲玲的经历“是可能的,但非常不同寻常,即使是在任何自愿器官捐献系统健全的国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外科和心脏移植学系主任拉维(Jacob Lavee)说。但是他表示,在中国,“数天之内发生这样一连串的器官捐献事件,引起对器官捐献性质的高度怀疑。”
泰瑞认为,这遵循的是“按需系统”模式,他表示,孙的经历“无法解释”。
尽管今年上半年,病毒肆虐中国,但是中国的器官移植业照常营业。自二月下旬以来,中国至少进行了六例双肺移植手术,武汉至少两例。武汉是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始发地,也是中国器官移植业的热点地区。
但是,中国的医院很少提供器官来源的信息。中共这样干了,而我们却没有因此对他们追责。
葛特曼(Ethan Gutmann)是《大屠杀》一书的作者,该书讲述的是中国非法的器官交易。
他指出,和孙的案例相似,双肺移植的成功,中共中英文媒体予以广而告之,“其发出的信号是明显的:我们有器官,(器官移植手术)是安全的;过来吧,中国对商业是开放的。”
另一本关于调查中共强摘器官指控的书是《血腥的器官摘取》,书中引用了一位台湾的器官移植游客的经历,其在八个月内两次前往上海,被提供了八个肾脏,直到最后一颗肾脏被他的身体接受(不排斥)。
葛特曼说,这样的做法,显示这个器官移植业拥有一个“巨大而稳定的器官库,这些器官,来自政治犯和宗教犯,已经进行了器官移植匹配”。
《BMC医学伦理》(BMC Medical Ethics)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器官捐赠数据“几乎完全符合数学公式”,并得出结论认为,当局可能伪造了这些数据。
另一篇二月份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MJ)上的研究发现,445份中国医学论文中的440篇论文,未能阐明移植供体是否同意捐献器官。
在《追查国际》最近的一次调查中,一名军方医生承认,他们从年轻的活人身上获得“优质”器官,甚至向调查员提供观看器官供体的机会。
在对第四军医大西京医院肾移植科医生李国伟的跟踪调查中,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日,李国伟说:“你只要敢看……我(就)可以把你领到床头叫你看一下……让你亲眼看到这个人就是二十来岁。”
一月十三日,调查员在另一个调查中问李国伟:“你在国内这么多年,你是做、拿的法轮功的器官,但是你公开不能这样说,只能说是优质的没有病的,没有原发病的?”
李国伟承认:“对对,是这么个说法,你这么说,是对着的!”
二零一九年六月,总部位于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得出结论:“毫无疑问”,中共政权正在针对良心犯摘取器官。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一种性命双修修炼功法,过去二十多年来,遭到中共的严重迫害。
「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DAFOH)执行主任泰瑞(Torsten Trey)博士表示,中国最近发生的双肺移植和孙玲玲的心脏移植手术中所出现的“空前短暂的(器官)等待时间”,应该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国际社会“有责任拒绝不道德的医疗做法”。
“如果中国(中共)不允许独立和不经事先通知的审查,那么,国际器官移植界应该和中共的器官移植系统脱钩。”
本文来源:希望之声 soundofhop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