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权律师常玮平人身安全恐受威胁 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常玮平律师及他父亲
常玮平律师及他父亲(来自维权网

陕西人权律师常玮平的父亲常拴明本周一(11月30日)透过微博表示,已见到儿子,但其异常言谈让他担心,常玮平恐受酷刑对待、人身安全也饱受威胁。

常玮平自10月底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视居住”后,当地宝鸡市警方突然于上周三(11月25日)安排其父常拴明会见。会见结束之际,常玮平突然放声嘶吼:“你和我妈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让常父忧心,常玮平人身安全恐受威胁并遭酷刑对待。

而常父本周透过微博公开此事以来,据陈建刚律师和知情人士透露,常家人和周遭友人现在不仅遭警方和当地国保多所骚扰、彻底噤声,常玮平妻子任职之医院高层也对她施压。而常家所委任的四位律师皆一一遭所属司法局阻饶,不得为其辩护。对此,知情人士称:当局现在是赤裸裸地“来一个律师,灭一个律师。”

同样遭受政治迫害、现已出逃至美国的陈建刚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自习近平主政以来,人权律师已成中共政权眼中的敌人。而自2015年的709律师大追捕以来,中共对异己和人权律师的非法迫害已成常态。

他说:“在习近平的新时代,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就是,中共在实际上来说是废除了刑事辩护制度;或者说,终止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施行。”

常父:常玮平交待后事?

据常拴明周一的微博贴文显示,他上周三于宝鸡市高新分局旁的马营派出所见到常玮平。在不到10分钟的会见时间里,由六名员警陪同监督,“父子俩相对而泣,玮平瘦了很多,双眼通红,面色疲惫,说话语速很慢…如同背诵一样。”

常父说,当时,常玮平要求所有家人,包括妻子和岳父母都不要为他的事奔波或透过网络提高对案情的关注。不过,当会面结束、常父走出会见室之际,却突然传来常玮平从室内吼破喉咙地喊“你和我妈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常拴明写道:“这是在交待后事吗?凄厉又惶恐的声音让我瞬间崩溃了。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住,爸不会放弃!”

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常拴明已多次发文表达对其儿子人身安全的忧心,以及对当局无端骚扰常玮平妻子的医院工作和非法阻扰委任律师辩护的愤怒。他曾感叹:“一人被酷刑,全家丢工作!”

根据常拴明的贴文,11月底以来,他所委任的张庭源律师在抵达宝鸡市的隔天,就遭所属司法局连夜赶来的人堵在酒店强行带走。常拴明痛斥宝鸡市高新分局“把法律当厕纸。”

家属委托律师屡遭阻饶

另外,据知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常父所委任的张科科律师曾在宝鸡市停留四天,但期间不仅无法会见到常玮平,回到湖北后更遭当地司法局约谈施压。至于另外两位律师陈进学和付爱玲则在新高分局递出会见申请后,也立即接到所属的广州司法局和国保等单位的阻挠和威胁电话,估计后续恐也必须被迫退出此案。

知情人士说,常玮平妻子在深圳一所医院任职,本周医院高层也出面向常家人施压,要他们低调噤声,不能接受媒体访问,也不能再对常玮平案情声张,就连提供协助的友人也数度遭国保踹门威胁。

对此,陈建刚律师表示,不仅中国的司法制度已沦为政权的打压工具,现在就连律师这个救济渠道,也都被中国政府把持和垄断了。

他说,习近平主政下的大形势就是要“消灭人权律师这个群体”。因此,中共从抓人、关人、骚扰家属、不准家属自聘律师、所聘律师遭司法系统威胁后退出、由政府安排有表演性质的官派律师、到最后要判刑几年和犯什么罪,都已经像“流水式生产”般地制度化了,不循法律,最终也由政府片面拍板决定。

恐惧和绝望

陈建刚律师根据过去经验和诸多人权律师的案例分析,宝鸡警方之所以安排常家父子会面,就是要透过常玮平的口,来达到当局要常家人噤声的目的。他说,常玮平在会后的失控呐喊恐代表他已处于恐惧和绝望中。

他说:“这个会面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常玮平的口,将他们已经排练了多少次的话、把官方的话用常玮平的口说出来,告诉他家属。就是,你们在外面都不要管我了,不要发声、不要吵,不要再为我的案子呼吁,听政府处理吧!这是官方政府的唯一目标,我相信,他(常玮平)完全处于这种恐惧当中,他最后说这话,其实是一种完全的恐惧、绝望。”

陈建刚说,犯罪嫌疑人在入狱后,处于警方24小时的控制下,当被警方折磨到出现恐惧后,就很容易被控制,要他们像木偶一样演戏是轻而易局的事,这种经验和案例过去太多了。

他悲观地说,面对镇压,家属、律师和公民圈都手无寸铁,所凭藉的只有无罪的事实和对法律的恪守。但在一个不正常的法治环境下,当受到诬陷、镇压、依法也无法伸张时,如同“秀才遇到兵”,能做的极其有限。他说,宝鸡警方至今没有拿出任何常玮平犯罪的证据,但“现况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人民处于完成被统治、控制着,已经失去维权的空间了。他断言,中国的人权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化。

陈建刚研判,常玮平再度被施以酷刑的可能性很高,轻者24小时疲劳审问,重者严酷的肢体刑求。常玮平今年1月首次遭酷刑时、就曾坐过所谓的“老虎凳”,留下手指麻木等长期的后遗症。

少数爱滋公益律师

现年36岁的常玮平原在汽车厂工作,2009年开始自修律师资格,并于2013年取得律师执照。知情人士说,他曾代理过多起公益和敏感维权案件,包括爱滋和乙肝病患的就业和歧视、问题疫苗等相关议题,是公民圈内非常热心、具正义感的律师,而他所打赢过的诉讼和揭举过的警方违法事件也曾受中国媒体报导表彰过。

常玮平于2018年底一度被停业三个月,但期满后,一直无法顺利找到律所再度挂牌执业。2019年12月,他应邀出席由许志永和丁家喜等人所发起的厦门会议,与近20位人权律师和公民圈友人互相讨论了对律师执业和热点维权事件的看法。

不过,今年1月中旬,他却突遭宝鸡市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之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十天,直到1月23日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取保候审,并限制他不能离开宝鸡市,且司法局也同步注销他的律师证。

据常玮平在Youtube频道所录制之“趣宝日常”系列视频自承,他在宝鸡市居住的10个月间,警方和国保每日电话骚扰他,每周要求和他会面一次,也曾刑事和行政传唤过他一次,所制作的笔录更高达16次,但次次都没有找到他犯罪的证据。他坚称自己无罪,并说,这些无谓的侦查过程已对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极大压力,也对他的生活、家人和朋友圈造成极大干扰。

他曾抱怨:“所谓人权律师做的这些工作,虽然都是点滴、微小的事情,但是自豪地讲,我认为我们是在推动社会的进步,或者,作为一个公民尽到了对身边同胞和社会的义务。我们如果不是被奖励的话,也不应当被如此对待。”

自承遭酷刑对待

在他10月16日发布的一则视频中,做出重大声明,公布自己于今年1月首次的监视居住期间,所曾遭受到的非法酷刑对待。他说:“我在被追诉的过程中,受到了宝鸡市公安局严酷的酷刑。我被锁在宝钛宾馆招待所的房间的老虎凳上,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

知情人士研判,可能就是这段视频让他再度于10月22日被捕,遭警方报复“监视居住”至今。

美国之音致电宝鸡市高新刑警大队谘询,值班员警转达高层领导要求记者“来现场了解,电话里、网上回覆不了”。另外,美国之音也数度致电高新分局副局长向贤宏和广州司法局李姓科长,并分别留下简讯和电邮,但均未获回覆。

常玮平无故遭羁押的案件已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瑞士日内瓦律师公会于10月底发表公开信函,向习近平及中国公安部表达高度关切,并提出五项要求:一、若未有可靠证据,须立即释放常玮平。二、确保常玮平能不受限制地接触家人及自选的律师。三、确保常玮平在被拘禁期间,不被酷刑及其他苛待。中国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须恪守其所保障的权利。四、确保常玮平得到司法正当程序及公正审判,特别是要尊重法治中“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五、保障常玮平及所有中国的律师,于现在及未来,在履行其専业职务及进行合法维护人权的活动时,均不受滋扰、恐吓及报复。

国际的关注和声援

另外,包含国际律师会、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协会人权委员会等六大国际法律组织也发表过联合声明,做出相同的要求。

而六名中国爱滋社群的代表也于11月底、以化名的方式向宝鸡市警方发送公开信,呼吁公安守法。

公开信写道:他(常玮平律师)基本每次代理的案子都被媒体关注报道,使得社会有更多机会关注艾滋感染者群体的存在,了解艾滋感染者的平等就业权,让用人单位也学习了相关法律,减少对艾滋的偏见和对感染者的歧视。可以说,每次诉讼都成为改变艾滋感染者命运的案例…艾滋社群希望宝鸡公安能够依法办案,保障常律师各项权利。“

据提供发布协助的中国公益人士杨占青表示,在中国现行的高压统治下,公民圈和律师遭政治迫害者越来越多,他们不仅自保难,连亲朋友人都遭牵连报复。在此氛围下,中国已经少有人敢实名声援遭迫害的公民或人权斗士,而这样的寒蝉效应不仅在中国境内已成形,更延伸至欧美的海外华人,让他们也跟着越来越噤声,因为担心他们留在国内的亲人会遭到报复。

杨占青向美国之音表示:“不管人在欧洲还是美国,都不敢发声,这种迹象很恐怖,遍及到全球了。”

人在美国的杨占青也对中国的法治和人权环境甚感悲观。

他说,爱滋病患在中国遭受双重的人身和就业歧视,愿意帮助他们的公益律师本来就少,因为出任辩护律师后,尤其要面临多重的风险,包括社会的道德眼光、诉讼本身的困难,还极有可能得罪他们所挑战的国企等大型事业单位,甚至遭地方势力报复等。

因此,杨占青高度赞扬常玮平愿意为这些弱势族群维权的勇气和正义感,也相信他知法守法的原则,他呼吁警方停止对常玮平的打击报复。

 

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