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反对基督教的一系列言论和运动在此后数十年仍然被广为沿用，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可谓方兴未艾。
作者：马西莫·英特罗维吉（Massimo Introvigne）
所谓的“习近平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强调中国汉族文化比世界上其他文化都优越。毫不意外地，这种思想在中国和海外华人中间引起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共鸣。我们不能因习近平或其他人以中国历史上艺术、文学等诸多方面的成就为豪而对其指责。但是，许多专家指出，习近平往往强调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在于中华文化将宗教限制在边缘化、不重要的地位，还称这一点使其与世界上其他几大文明不同。但是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失败之处在于未能分清理论和现实。在与西方有往来之前，中国没有“宗教”这样的术语，甚至没有“上帝”这样的词，但大多数中国人实际上都遵守并实践着某种信仰，这正是事实上的“笃信宗教”。
习近平的理论并非什么新发明，可追溯到毛泽东。毛泽东曾亲口承认他的这种理论是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知识分子的运动中总结出来的，包括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及1924至1927年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所有这些运动都是“新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同时，这些运动也比较复杂，对外国的帝国主义表示抗议，参与人群是持各种不同信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不过，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将中国的软弱归咎于传统宗教的落后影响，称宗教是中国文化不值一提的一小部分，需要由进步和科学来取代。他们一方面批判西方在对待中国时采取的帝国主义做法，同时也羡慕西方的经济和科学成就。
“新文化”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对宗教的批判态度较为强烈，对他们而言有一个问题是，西方的成就似乎显然与基督教有关。
当时有些人曾得出结论说，基督教确实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潜在伙伴。例如，蒋介石（1987－1975年）就欣然采纳支持基督教的观点，并且最终归信循道宗（又称卫斯理宗）。而还有一些人则向欧洲不信仰宗教的人文主义者学习，认为西方统治阶级大规模放弃基督教信仰之后西方才迎来了真正的进步和繁荣。
1922年，上述“新文化”运动中的两派人士之间爆发了冲突。1895年成立的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决定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国际代表大会，支持基督教并致力于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决定表示欢迎，而反对基督教的一派3月9日创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以此作为回应。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基本思想是：“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在历史上制造了许多罪恶”，并且帮助统治阶级压迫穷人。该同盟发表宣言称，“我们认定这个『助纣（资本家）为虐』的恶魔——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
虽然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蔓延至大约20个城市，但其在上海的势力尤为强大。在北京，该同盟成了非宗教大同盟的一部分，非宗教大同盟反对一切宗教，而不仅仅是反对基督教。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杰西・格・芦茨（Jessie Gregory Lutz）指出，非宗教大同盟受到了曾于1920－1921年在中国讲学的英国哲学家波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972－1970年）的影响。【参见芦茨女士于1976年在《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10卷第3期第395－416页刊载的文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反基督教运动”（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Anti-Christian Campaigns of the 1920s）】众所周知，罗素对有组织的宗教持批评态度。
非基督徒学生同盟没有实现其直接目标，因为1922年4月4－9日，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如期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了世界大会。此后，非基督徒学生同盟仅仅活跃了一小段时间，不过1924－1927年，该同盟再次复兴支持主要针对基督教院校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他们还翻译了一些法文和英文的反基督教资料，建立了论据库来攻击基督教、支持“优越的”中国文化的非宗教特征，这些后来被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沿用，直到习近平。
第一批注意到非基督徒学生同盟的西方历史学家强调，该同盟的成员是持有各种不同意识形态信仰的反基督教人士，提到了启蒙运动的传统、法国大革命、实证主义。然而，近期的学术研究重点指出该同盟不仅最终令中国共产党受益，并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共的影响。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和夏连荫（或译作夏连瑛，Julie Lien-ying How）在二人合着的《革命传教士》（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指出，苏联的特务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因此，非基督徒学生同盟虽然短寿并且相对而言不算成功，但却为中国接下来几十年里迫害基督教预备了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同时，该同盟也是中共渗透并掌控其他革命团体的一个典型范例。
来源：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