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自由日 中国新闻界感叹“每况愈下”

世界新闻自由日 中国新闻界感叹“每况愈下”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在中国官方媒体控制下的新闻人感叹,中国目前的新闻自由度与一九八九年相比,出现大倒退。多位媒体人表示,记者因独立报道公共事件,遭到传唤、拘留、绑架,甚至被死亡事件,时有发生。有关强拆、环境污染、官员腐败事件已成为中国新闻界的禁区。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中国不少从事新闻工作或曾经从事新闻调查报道的记者感叹,在压力下,他们无法真正履行一名记者的职责,忠实报道客观事实。比如环境污染问题、强征强拆事件,以及政府人员以公权力压制民众维权等,在中国都成为禁忌话题。

一位曾因撰文揭露官员腐败而被羁押数月的中国调查记者,本周四(5月3日)对自由亚洲电台称,中国记者的“禁区”很多,诸如宗教、军事、间谍、强拆、涉贪,以及群体性事件,这些都不能报道。江苏南通环保志愿者徐勇,因揭露企业环境污染,需要经常与记者打交道,他对本台说,去年五月,他和网易记者去河南武陟调查当地的污染情况,被广源纸业的保安和当地公安抓到派出所传唤盘查。他说:“

一般群体性事件,他们(记者)都不敢报道。我们当地的垃圾焚烧厂,因为当地政府用欺骗的方式建造,引起了公愤,很多老百姓(因此)闹事,这些事件新闻媒体几乎是不报道的”。

甘肃一位资深媒体人武先生对本台说,近三十年来,中国新闻界不自由已成常态:“因为传媒现在已经被奴役、被肆虐、被践踏,(记者)动辄被抓、动辄被不自由,动辄以莫须有弄(抓)起来的比比皆是,比方前年(2016年),甘肃武威的张永生,说是在洗浴场被抓了”。

2016年1月25日,甘肃《兰州晨报》、《兰州晚报》和《西部商报》的三位记者张永生、雒焕素及张振国,因深度报道甘肃不久前发生的“巧克力女孩”事件,被当局先以“涉嫌嫖娼罪”,后以“敲诈勒索罪”逮捕。后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下,当局不得不放人。

同年3月10日,在中国人大一次关于立法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侨报》的一位女记者就“新闻法”提问,“中国新闻法何时完善,何时会出一个时间表?对于甘肃有记者被抓你们怎么解释。”人大发言人竟然以对方并非来自西方“主流媒体”为由拒绝回答。

武先生就此表示:“传媒不立法,传媒人就没有自由而言。另外在这种体制和制度之下,传媒不可能有自由,新闻不可能有什么所谓自由”。

三十年前,在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时代,中国政府体制内有人提出新闻立法的建议,但在“六四”之后,有关新闻立法的建议被无限期搁置。

当年在某报社编辑部担任要职的武先生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出现了大幅倒退:“不容置疑,肯定是退步了。八九时期的各种高招都用上了。说心里话,(当局)有时候要立一点牌坊,现在干脆连牌坊都不立了。不要寄希望于比‘八九’好,我断言,在近一个时期内这种体制下,(情况)只能比‘八九’坏。‘八九’人们还敢上街说‘真事不敢说,真话不敢写’,那么现在你还敢上街说这种话吗?”

中国新闻记者师涛,因为通过雅虎发了一封政府文件给海外网站,2005年,被中国政府控以窃露国家机密,被判刑十年,2013年8月获释。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2017年中国大陆累计有52名记者被关押,是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山东媒体人张先生对记者说,在政府的严厉控制下,不少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已经放弃对其职业理想的追求,只当成一种普通的谋生工具,令人感到失望与无奈:

“当一种现象成为普遍的时候,它的新闻价值就消失了。所以说媒体的环境与体制有关系,有很多记者就是为了吃饭,媒体、新闻只是工作而已”。

媒体人武先生认为,二十八年前,中国出现短暂的思想活跃周期,才会有“八九民运”。而近年来,中国政府部门控制新闻媒体,限制舆论的方式日趋成熟,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负起改变这种现状的责任。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嘉远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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