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要收集全国人民的DNA和其他生物数据，先从新疆和西藏开始。是，这也许有助于警方破案，但这可能在更残酷地迫害异议人士和少数民族方面助纣为虐。
作者：露丝·英格拉姆（Ruth Ingram）
监控在新疆如何运作
“所有人都免费体检！还犹豫什么？”喀什社区的负责人不明白，所有被带到广场挤在他面前的人，为什么对共产党免费提供的服务不领情？难道人们不想知道自己体内有哪些威胁生命的定时炸弹（指重大隐性疾病）吗？他告诉这些人，他们应该感谢共产党。
这还得从2017年5月说起，那时中共已开始搜集新疆当地居民的所有生物标记。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500人被军号声叫醒，被强迫参加体检，包括抽血化验、身体组织类型检查、虹膜扫描、DNA采集，甚至是面部、声音和步态的识别。他说，他们不应该再拖拖拉拉。
三年后，我们才知道当时不愿参加体检或拒绝体检的后果。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截至2017年10月，政府已经搜集到全新疆老百姓2300万份生物数据样本，其令人不安的目的尚不能确定是什么。
世界上最大的DNA数据库
早在2003年，中共政府就一直采集犯人的DNA以建立法医数据库，但“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于2013年首次披露，政府以免费年度体检为幌子肆意采集几乎所有西藏人民的DNA信息。
但是中共政府现在变本加厉，它不再只满足于在“多事地区”这么做，新的调查结果详细阐述了政府采集全国男性公民DNA信息的计划。中共采集数百万没有犯罪记录的成年及未成年男子的DNA样本，似乎采集范围正在扩大，波及全国各个民族，而且就算根据中国本国法律的规定，这也是不合法的。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率先吹哨，发布新报告《基因组监控——中国撒网采验计划内幕》（Genomic surveillance, Inside China’s DNA dragnet，下称《报告》）披露这个令人不安的计划，戳穿中共政府违反国家法律和国际人权规范的诡计。《报告》称：“如此一来，（中国政府）就能以维护国家稳定和管理社会为由增强实力，继续在国内实施镇压。”
令人担忧的是，据目前估计，中国政府建立的基因数据库是全球最大的DNA数据库，采集的样本超过1亿个，甚至有可能多达1.4亿个，而且数字似乎在不断攀升。
得到外国朋友一点帮助
《报告》的合撰人分别是乐卓博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副教授，该校政治、媒体与哲学系（Department of Politics, Media and Philosophy）主任，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非常驻资深研究员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与即将获得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埃米尔·德克斯（Emile Dirks），他们还因调研数家外国生物技术公司颇受瞩目。这些公司参与中国政府这项利润丰厚、金额超过14亿美元的计划。《报告》合撰人警告说，这足以使这些公司成为中共一系列侵犯人权行径的同谋。
《报告》强调美国的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Thermo Fisher Scientific）以及无锡中德美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AGCU Scientific）、北京阅微基因技术有限公司（Microread Genetics）等中国大公司在销售检测试剂盒中扮演的角色。《报告》指出，“这些公司都应负起道德义务，确保其产品及其加工流程不侵犯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报告》称，“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这份报告提供了对中国政府法医DNA数据库的首次全面分析，以及中国公司、跨国合资公司与中国警方在数据库建设中的密切合作。”《报告》取材于700多个公开文件，包括中国政府的招标书和采购订单，公安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所发帖子，中国国内新闻报道，社交媒体所发帖子，公司文档和宣传资料，提供了“如何在全中国推广有据可查的新疆生物监控计划的新证据，生物监控进一步加强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度，同时侵犯了中国数百万人民的人身自由和公民自由”。
为什么监控很危险
《报告》解释道，“从法医角度利用DNA有助于破案和挽救生命，然而，DNA也可能被滥用以加强歧视性执法和独裁政治管治。”《报告》的调研结果让人深感不安。
《报告》说，“在中国一党专政的体制中，治理犯罪与镇压政治异议人士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一个由公安部掌控的、与个体样本及其家庭情况详细记录相关联的国家样本数据库，“不仅会对政治异见人士、维权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本人产生影响，而且对他们的家族成员也会产生影响，这令人不寒而栗。”
政府在西藏和新疆进行大规模的DNA数据采集运动后，2017年底宣布使用一种能达到同样效果但更节省成本的采集方法：被选中的男性公民要进行DNA样本采集。2017年，《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过一起九年前年发生在四川省犍为县的刑事案件，两名店主被杀，警方通过采集数千个在校男生的DNA并鉴定其血亲的共同生物学特征破了案。受该案启发，一种缩小规模的DNA采集形式被构想了出来。
警方原计划要对镇上的13万居民进行DNA检测，但是由于公众的反对和高昂的费用，于是作罢。《华尔街日报》写道：“他们意识到DNA是代代相传的，决定只需采集该地区每一个家族的样本即可，而这些家族大多数至少有一个孩子是在校生。”
这种有针对性的方法可采集到Y-STR数据（即“短串联重复序列”）或只出现在雄性染色体（Y）上的独特DNA序列。当把这些样本与警方建立的族谱档案相比对时，警方就能将某个未知男性的DNA样本追根溯源，锁定某个特定家庭，甚至个人。
《报告》记录了2017年年底至2020年4月间，中国警方在31个行政区（不包括港澳）当中的22个行政区100多座城市组织的数百次DNA数据采集活动。
少儿被列入计划
据《报告》记录，政府官员将托儿所的婴儿、课堂上的儿童、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在偏远的山区劳作的农民全部召集起来做DNA测试。《报告》合撰人说：“该计划的规模和性质令人震惊。我们估计，自2017年年底以来，中共当局设法从5—10％的男性人口（约3.5—7千万人）中采集DNA样本。这些普通公民无权拒绝（当局）对他们的DNA采集，也无权过问对他们个人基因数据的使用情况。”
埃米尔·德克斯将其撰写《报告》的过程描述为主要是“窥探中国政府网站的阴暗角落”的侦探工作。他总结道，这些关于DNA项目的报告并不打算向世界公开。他在最近举行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介绍《报告》时说：“他们非常低调。”他指出，这些关于DNA采集的报告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当地的城乡读者。《报告》合撰人詹姆斯·莱博尔德认为中共此次沉默“值得关注”。他说：“他们通常反应很快，痛批我们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他得出结论：“该计划似乎在地方一级秘密进行，也许他们担心计划被拖延。”他说，更可怕的是，中共政府似乎想抢在中国人民和世界觉醒之前，在（不得已向外界）承认该计划的存在之前完成这个计划。
一个新的国际问题
一封发给《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称，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非常自信，认为自己“在适当地权衡政府的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需求的同时，可以充分保护个人隐私”。但是《报告》撰写人德克斯怀疑这是否可能，因为收集的资料与中国警务大数据库共享，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成功收集数据将带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单方面强行收集其最弱势、最边缘化社群的数据。美国、英国和科威特已经开始效法，而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也都打算这么做。
德克斯说：“我们认为基因组监控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关键性的伦理问题之一。”这早就不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但是中国没有反对党，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也没有新闻自由和健全的公民社会，这使得中国的情况更加恶劣。他敦促西方公民社会代表中国人民加大揭露中共虐行的力度并推动公众探讨。
詹姆斯·莱博尔德指出，除了联合国一些低门槛和只列大框的协议外，对基因数据所有权缺乏严格的监管，这使中国得以改变全球规范。如果中国以外的公民社会保持沉默，那么中共将成为处理生物数据的试金石。
他还说：“这些事情在我们眼前迅速发酵。在没有清晰的护栏意识或明确界限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带头推倒这些护栏。”
破案的灵丹妙药？还是别有他图？
《报告》撰写人对DNA采集的动机表示怀疑。他们怀疑，这并不是破刑事案件的灵丹妙药，而是一项更令人不安的工作。
他们在《报告》中写道，“中国政府有这样一种悠久历史，就是使用威胁和暴力手段对付其目标家庭，以消灭任何共产党的对立面。”他们还援引了由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和《纽约时报》获得的泄密文件，该文件显示，新疆当局在当地再教育营中收集了被拘留者家庭成员的DNA信息，而被拘留者是否释放取决于他们在外面的家庭成员的行为。他们的结论是，“对家庭成员的镇压远远超出了新疆本省。著名维权律师的父母和子女以及海外的政府批评人士的兄弟姐妹，经常遭到中国警方的拘留和酷刑。”
《报告》继续写道，“逼迫异议人士家人，让他们为异议人士的行动付出代价，这一招残酷但有效地增加了人们的抵抗成本。一个由警方掌管的包含生物特征样本和所有中国父系家庭详细族谱的Y-STR数据库极有可能导致国家对异议人士家庭成员的打压力度加大，同时进一步侵蚀异议人士和少数民族团体的公民权和人权。”
中国研究人员对法医DNA表型越来越感兴趣，在中共锁定的目标中，少数民族的处境更危险。《报告》撰写人发现，这种对DNA样本的计算分析使中国科学家能够推测未知样品的生物、地理特征，例如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皮肤色素沉着、地理位置和年龄。这些方法据称能够辨识出样本是否属于维吾尔族还是藏族，或是其他族裔。《报告》称，他们正利用这些方法帮助中国警方对少数民族人口进行更进一步的监控，与此同时，中国公司和外国公司也竞相向中国警方提供此类工具，为警方工作提供便利。
《报告》撰写人对此表示担忧：“一个包含数千万普通中国公民基因信息的国家数据库，显然是中国政府及其公安部已有的不受制约的权力的扩张。中国公民已经处于广泛的监控下。即使在西藏和新疆以外，中国各地的宗教信徒和公民上访者也被添加到警方的数据库中以便对他们的活动进行跟踪，而监控摄像头已广泛遍布在全国农村和城市地区。强制性生物数据采集的扩张只会加强中国政府对其公民人权的侵蚀力度。”
来源：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