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洗脑 钱摆平一切 被押港人披露大陆看守所内幕

看守所提审
看守所提审(网络图片)

今年8月,12名港人从香港乘船偷渡前往台湾,半路被中共海警截获,至今仍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当局以吊销执照等手段威胁代理12名港人案子的大陆律师退出案件,而外界对这些港人近况一无所知。近日,一名曾关押在大陆看守所的港人对港媒披露了看守所的诸多内幕,包括不听话的关押者被酷刑折磨、经常接受洗脑教育及有钱有势就能享受特权等。

据苹果日报报导,港人阿木(化名)近期刚刚获得释放,他对看守所的内部结构记忆犹新。阿木说,看守所门口外围是由武警负责,里面的管理是公安负责,看守所是公安机构,有个铁门,囚车下去,警察就会要你进去,过了安检,就会进入收押室。

阿木不好形容一个监房大概有多大,“总之不人道”。他还说,一个可以容纳20人的监房有时被塞进30人或35人。每个人都睡的通铺,“一个大木板,从头拉到尾”,和香港收押所的纤维床不一样,基本睡觉的时候都是肩膀贴肩膀。

由于中共法律允许拘留期限多次延长,因此对在押人员是一种精神折磨。阿木说,被关押者每天都只能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呆着,长时间把人囚禁在这么狭小空间,本来就是一个折磨,“一天24小时,除了见律师、提审,或者必须出去的,你都只能在仓里,因为要防止你们串供。”

中国律师黄沙去年曾针对在看守所进行调查,透过律师向101名于全国各省的被羁押者发放问卷,有九成人认为,看守所内空间拥挤,当中有近三成人觉得非常拥挤。黄沙也指出,根据《看守所建设标准》,看守所的普通监室应只容纳最多16人,比阿木知道的还少。

阿木说,他们偶尔要上思想改造课,“像十九大那样,一定要听他们讲,共产党多好啊、什么精神啊、党对你多好啊。”

进入看守所大门后,就会看到“放风场”。在押人员吃饭洗澡都在此地进行。阿木说,当局声称有热水供应,但是供应却是十分限量,几乎都不会让普通的被扣留者使用。能使用热水的被关押者都是“关系户”:要不是帮警察看管其他被拘留者的班头,要不就是长者,因为“怕他们心脏病死”

至于看守所的伙食更让阿木无法恭维,他形容饭菜“垃圾”,又说虽然可以用钱购买副食,但有时看守所不让买那么多,比如一个人有300元的限额,但他只能买100。

阿木还说,看守所就是个小社会:“你有权有势有关系,做什么都可以”。他续指,看守所的警察会主动留意谁有“家底”,便会去找他的家人要点甜头,家人为了让关押者日子好过,就会给钱。他形容,中共口口声声讲依法治国,但实际都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你就好多特权,例如不用做事,例如你会有自己的枕头、内裤,你会见到的,有些有特权的……他们可以在里面买肉串、拉面、麦当劳、猪脚,全部都是有关系的。”阿木称,据他所知,这样的特权,每月要“孝敬”近万元人民币给看守所。

而与特权相反的就是被折磨、羞辱、酷刑及逼供。像是把被关押者的手铐锁在脚链上,让其无法直立行走,只能在地上爬行。警察会让被关押者维持这个状态去外面的院子绕一圈,一路喊口号,“‘我一二三仓,陈小明,因为打架被管教,所以加脚链,大家不要学我’,然后写检讨书,当所有人面前朗读。这个问题是怎样怎样怎样。”

阿木也见过一间禁闭室,后来知道那个地方是“行刑”用的钉板房,相信就是进行酷刑用的。他说,这个屋子里面有一块木板,“好像十字架那样,将你的手脚扣在那,不让你下来,你要排泄就在床上。看你有多会坚持,一般两三日都崩溃。”

中共一向容不下异见声音,近年来不但在新疆兴建大量“再教育营”将数百万少数民族关押进行洗脑教育、强迫做工,同时也有大量法轮功修炼者及基督教徒、异议人士被抓。而中共为了让这些人放弃信仰、不再发声,在将他们关押后就实施酷刑。一些异议人士获得释放后,向媒体曝光了他们所受的非人对待。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谢阳2015年被捕后,被拘押期间就要坐“吊吊椅”(高脚凳),直腰坐正不能动,又遭殴打;广州维权人士张五洲近日也在广州看守所被施以酷刑,手脚被扣在一起成人球。

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在其作品《2017,起来中国》中说,他曾被4根电棍同时点击头部、肢体及生殖器;被五只烟同时熏眼睛和鼻子;被警察拿牙签捅生殖器,其中一次酷刑折磨长达20多天。高智晟称,“那种凶残、那种冷酷的无底线,使人持续地震惊不已。这是一个自称‘政府’的一群人在干这样的事,不身临这种场面,绝不敢相信他们会如此地自暴自弃,对一个和平公民施以如此野蛮的暴行!”

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对《苹果日报》表示,五年前他们就做过大型调查报告,追访多名在中国被施以酷刑的人,当中最常见的刑具就是铁制老虎凳,“老虎凳是中国共产党发明的一个器具,让你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这个是看不到伤口的,不像打你会有伤口、瘀青。你没法动,没法动就会非常难受,在非常难受的姿势之下无法动。”

中共体制下,公检法为了尽早破案往往严刑逼供、屈打成招,近期曝出多起身陷数十年冤狱的无辜百姓上诉事件。王亚秋说,在中国,严刑逼供是中国公安系统常见的手段,这样也造成不少冤案,“有非常多的证据来表示很多受害者都是因为无法忍受酷刑的情况下,才承认这个控罪,已经不止于人权案件,很多很多案件都是透过控告,非人权类的案件,都有这种情况。”

除了把政治异见人士关进看守所,近年常见的是“指定监居”,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王亚秋直言,“都不知道那个人被关在哪里,整个的情况是更加的恶化,是无可否认,他们已经发明一个更加厉害的逼供方式。”

责任编辑:元明清

 

本文来源:希望之声 soundofhope.org